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躺在病床上的罗一笑,究竟在为谁买单

24小时内,“罗一笑事件”已传遍了朋友圈,并和多数社会热点事件一样,通过一再的反转挑动着大众脆弱的神经。

一开始,我曾经想过尽可能简单的,不带感情的描述这件事情。但我发现,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里,这件事已经不可能,太多的细节和谣言,已经把这事从最初的公益事件,迅速失焦,变成了一场横跨多个领域和人群的舆论烂账。

在这场糟糕的舆论战里,没有赢家,无论是公众、小铜人、罗一笑的父亲,还是医院,都遭到了质疑。尤其是在病床上的罗一笑,她几乎不知不觉中被人扯入了一场巨大的舆论漩涡。经历了反转,再反转,又反转。我们希望她早日康复的同时,也希望这些大人世界里的负面与口水,能离她此后的人生之路远一些,再远一些。

和罗一笑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,这仿佛成了许多近期的网络公益慈善事件的一贯走向:一个人在网络上要求捐助,幸运成为了爆款。看上去皆大欢喜,然而没过几天,被捐助者就被发现了黑点。紧接着是被质疑,人肉。不到几个小时,舆论迅速反转。当初支持的人迅速变为痛斥者。政府和公益机构出来辟谣。最终舆论平息的时候,捐助的本意已经忘掉,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注脚。

有时候这样的机制是有效的,比如知乎的 “ 童瑶事件 ”,但是更多的时候,它实际上意味着双输:被捐者的形象自不必说,捐助者的善心受到了挫伤,更重要的是,每一次这样的黑色事件出现,都在把整个社会的善心成本往上提高。慈善渐渐变得被污名化。

表面上看起来,这应该是被捐助者的品行导致的,但是细究一下,罗一笑的父亲所做的事,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说,虽然有不合理的地方,但也可以理解:筹钱筹的越多,罗一笑的获救希望就越大。于是他采用了寻找营销公司,发动群众的方式来筹款。结果也是对的,他获得了足够多的资金。至于他的争议点:三套房,两辆车,基督徒(当然,他已经做了许多解释)。从父亲的角度,他不能说 —— 这样势必会影响他在众人眼中的 “ 同情度 ” ,从而减少筹款。他必须硬挺着支持下来,并且装到底,不幸的是,他失败了。

我能想象他的冤屈:在他看来,他只是玩了一套在互联网中被很多人玩的游戏规则。问题是,在慈善领域,这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。糟糕的是, 这个游戏规则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,甚至成为慈善的新的黑色潜规则。

我们来看看慈善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种状况。最初,基本的慈善是通过官办的公益组织。例如红十字会。然而很不幸,在一系列事件之后,这些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几乎成断崖式崩塌。而民间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,又因为种种问题难以被正规化。于是,这种社交媒体+众筹的方式进行公益,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。

社交媒体方式进行公益,有一些好处,它看上去很透明,因为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受助者,直接跟再加上煽情的文字,比中介机构的说明无疑更能打动人,有更强的说服力,筹到更多的款。

但是问题是,社交媒体缺乏公益最基本的一点:信用。在公益领域,“ 信用 ” ,就是表明,我捐助的钱,能够被用到所需要的地方去。我对其捐助的对象的状态有了解。在慈善组织的年代,这种信用是由组织来背书的。但是在众筹平台出现以后,这一中介机构的功能事实上就被取消了。剩下的是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一对一。

为什么被捐助者没有了信用?因为不像组织,需要考虑多次服务带来的长期声誉,被捐助者可能仅筹一次款就可以消失不见。何况,待帮助者的数量要比公益组织要多得多得多,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们是谁。于是公众决定捐谁不捐谁,就无法再核实信用,而选择一种看上去跟信用非常类似的东西 “ 身份 ”。

社交媒体中的 “ 身份 ” 是个很复杂的东西:它不光包括你是谁,更重要的是,你有多少粉丝,多大传播能力,多少话语权,你能够运作多少人转发 —— 这在别的方面上是可靠的。你的内容质量越高,转发的人越多,给你提供背书的人就越多。这有点像竞技场,人人都有入场券,但只有最有能力的一部分人留下来。

有人问营销为什么不合理,实际上问的就是这种机制为什么不合理。竞技场机制在别的方面 —— 比如内容创业方面,是有道理的。它促进了好内容的优胜劣汰,因此是个正确的机制。但是放在慈善上就不合理了。因为慈善的服务对象实际上是什么?是捐助弱者,关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而身份恰恰是弱者所不曾拥有的东西,这些人除非天降贵人,否则在传播能力上恰恰处于极大劣势。举个例子,大家都会骂罗一笑父亲有了三套房,在媒体供职,拥有大量人脉,和营销公司老板是好友还来要捐款是个可耻的笑话。可是有没有人想过:如果罗一笑父亲没有这些,你会知道罗一笑是谁吗?(比如罗一笑的病友,你知道是谁吗?)

当然,真正的急需帮助的人也不会坐以待毙。因此我们浏览网站,看到许多的重复刷屏的类似的伸冤、得病、捐助的文章。也看到有些病人为了获得捐助,用种种办法作秀吸引媒体注意。这种比谁更惨,比谁更有名,更有传播能力的残酷的注意力挑战赛逼得人是出浑身解数,因为失败的人面临着死亡 —— 生理意义上的死亡。

那么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呢?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好过。强调 “ 身份 ” 的结果是,他们的人生,职业,将从此与这件事绑定在一起。因此,获慈善捐助者,将会一直被置于大众的监视之中。任何一点瑕疵,都会被拿出来细数。问题是, 这些监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,而往往是建立在道德上的一种粗暴的对私权的干涉。 受捐助者是否能够买车?受捐助者是否能够买房子和出国旅游?受捐助者能否利用余款进行二次捐助?这些细节的拷问会让人精疲力竭,但又是舆论场极好的火引子。极具讽刺的是,对真正诈捐的人来说,他们只要脸皮够厚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。只要不是100%的诈骗,个人难以被不当挪用善款而被起诉。吃亏的只是大部分真正心怀善心的人和整个社会。

我不愿做悲观的预言,但类似的事件恐怕短期内不会停止。这种现象一定会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链它通过量身定做,设计特定的捐助传播方案,然后抽取佣金。这个局面看上去是一个新的网络环境下的状况,实际上是一种旧套路的互联网+ :首先,是普遍的公共服务,社会资源(包括良好的医疗保障,透明的舆论监督)的缺位,其次,是把这些责任通过反规则的方式(公众募捐和社交监督)推卸出去。最后,这种反规则的方式必然会制造出新的,不体面的操作方式,比如说慈善营销。它最终走向一种司空见惯的路数,那就是 “按闹分配”

想要打破这种规则,就必须恢复信用,找一家能够信得过的,有足够专业性和公信力的机构,由它进行代理。网民和媒体对机构进行监督,而不是对个人进行直接的监视。然而放眼望去,无论是官方公益组织,民间公益基金会,网络公益平台,没有一家能够真正承担起这种失落的信用。更糟糕但是,目前来看,没有什么人认真解决。它好像比单个受捐助者家里有几套房,上一次离婚的理由是什么更不重要。

从另一方面来看,这或许是下半场互联网的经济一个机会。互联网经济在此前的资本经济,内容经济之后,信用经济也许会成为下次的风口。最起码,联想到才过去的芝麻信用风波,如果真正意义上,社会信用较高(当然,不能仅仅是消费能力较高)的人,能够获得的是更多帮助机会而不是更多女大学生福利,或许对于纠正慈善乱象会有一定帮助。

只是,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们要牢记,罗一笑,或者她潜在的病友,正在为所有这一切买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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